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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公社主义正式定名，华解的会议多起来。

    理论研讨会和读书会明确分开，分别列入固定日程。

    讨论建立更严密的党派组织，编写、订立党章都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。

    晋桐偶尔与会。他毕竟来自百年后的平行世界，对于组织原则和党的章程有很多直观感受，每每提出一些精到的见解。

    吴锐对此十分欣喜，希望晋桐正式加入华解以及未来的党组织，晋桐犹豫了很久，婉然谢绝了。

    如果是熟知的历史世界，他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无论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还是一个革命投机者。

    但这个世界的走向，他看不透。他不知道华解的革命能不能成功。大齐终究是个实力强大的帝国，绝非满清、北洋、KMT之流。

    因此，晋桐更乐意做一个党外人士，成为“华解的老朋友”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在他看来，那个中间偏左的“社会进步党”更有在议会斗争中取胜，成为执政党的可能。

    如果学习米国的“进步主义”，高举反垄断、反FU败、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旗帜，让社会正义持续进步，帝国未必不能安稳。

    即便是二十一世纪，帝制也没有彻底消亡，英女王不就稳稳坐在位子上超长待机超过六十年吗！

    大同党存续时，为是否与第二国际建立联系争执不休，争论迁延到解散，彻底不用争了。

    社会进步党成立后，快速与第二国际取得联系，得到其中改良主义（修正主义）派别的支持。在第二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，进步党继承了大同党大半政治遗产。

    华解作为小型组织，虽未入得第二国际法眼，却获得了大量进步党组织翻译的国外资料。

    这里头关于马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改良主义的种种争论汗牛充栋，有关建立组织、发展宣传的技术手段更让华解快速成熟。

    这种催熟不是真熟，一旦有阴谋家从中作梗，很容易走偏路子，沦落到如今被流放的地步。

    所以，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扰的荒原上，对“公社主义”的定义、对革命的步骤、对最低目标和最高理想，他们小心翼翼，十分谨慎，有时候为了一个字眼可以争上三五天。

    这类理论研讨，晋桐有的参加，有些没有参加。

    如“共有”和“公有”之辩，“生产资料”和“个人消费品”的界定就相当无趣，晋桐常常听一半找借口开溜。

    而具体的革命步骤，讨论就更多了。大家都同意首要的是深入群众，宣传思想，比如到高校组织学生搞社会调查、经济调查；又如深入工厂办夜校、识字班，宣传八小时工作制；还有就是开办报刊，启蒙群众，普及知识；甚至有人提出暴动、暗杀等极端手段。

    吴锐让晋桐发表看法，晋桐憋了半天蹦出一句“枪杆子里出政权”，于是被认为是“暴力派”。其实只是因为那句话太有名，他嘴上一时没把住门。

    大家讨论得相当清楚——大齐社会阶层上下通道虽然收窄，但依然有流动，人民对国家仍充满信心，皇室拥有良好口碑，怎么看都是一个盛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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