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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案子的真相究竟如何真的重要吗？不重要。

    高拱和张居正因为改革的政治立场，高度赞同当年张璁和桂萼的判定，在明穆宗实录中，将李福达案仍然认定为诬告，将李福达和张寅二人混为一谈的诬告，而非妖人案。

    所以，李福达案究竟是不是冤案，在嘉靖年间不是，在隆庆初年是冤案，在隆庆四年起到万历年间，又不是冤案了。

    李福达究竟是不是张寅，这个案子是否诬告，早已经和事实无关，在案件爆发之初，案件已经完全受到政治立场的影响。

    所以王崇古不认为大明有大明律这种东西，只有皇帝的意志，就是大明最大的那一片天。

    王法？陛下的意志就是大明最大的王法！

    所以小皇帝说是否太过于激进，王崇古立刻调转枪口，改变口风，以自己刚刚做司徒不了解刑名，大明会典仍未修纂完备为由，请皇帝直接宣旨，阿旨定案，大明的传统艺能，刑部尚书的标准被动技能。

    “大司寇，朕的意思是不说杀，也不说不杀，这案子就这么查补，暂且糊涂着，人先扣着，天牢里也不缺这些个口粮。”朱翊钧看着王崇古诉说着自己的想法。

    朱翊钧看着群臣开口说道：“朕说说朕的想法。”

    “两广地面的权豪们，大的方面还是支持朝廷平倭荡寇的，殷部堂和凌爱卿在两广主持平倭荡寇，无论用了什么方式方法，权豪们都认捐了，包括了广西官运盐事，权豪也算得上配合，若是现在倭寇平定，就开始喊打喊杀，是不是有卸磨杀驴之嫌？”

    “朝廷若杀，权豪心有戚戚，恐更进一步跟瑶民互通有无，更进一步导致两广战事糜烂。”

    朱翊钧其实不希望权豪们完全站在朝廷的对立面，给凌云翼更多的操作空间和余地，一旦权豪再跟民乱沆瀣一气，那朝廷就把人杀了人，让凌云翼更好做事。

    这就是典型的政治手段罢了，他也是想让凌云翼能够真的做成事儿。

    兵部尚书谭纶听闻，认真思虑之后问道：“陛下，若是权豪仍然和瑶民连气相生，那连权豪一块剿了，不就好了？”

    “大司马所言有理。”朱翊钧一愣，沉默了片刻，认同了谭纶这个说法，他的说法非常符合践履之实，权豪既然还要违抗明旨，直接坐罪论斩，把权豪直接一块剿了，不就结了？

    万士和思虑再三说道：“陛下有仁心仁德，臣以为此乃大明之幸，但是公然违抗朝廷明旨，臣以为不应姑息。”

    次辅吕调阳询问道：“元辅以为呢？”

    “臣以为陛下所言有理。”张居正的表态突出了一个模棱两可。

    陛下主张不杀，又赞同谭纶连权豪一道剿灭的暴论，所以张居正说陛下言之有理，但是是杀还是不杀？还是说，只要陛下说的都是对的？

    尊主权是张居正变法的核心，所以他这话的意思是，只要陛下说的都是对的。

    “那就杀了吧，朕远在北衙，而两广在极南，任事大臣面临如何困境，只言片语也说不清楚，既然证据确凿无误，那就杀。”朱翊钧最终下了决断，明公们都说要杀，连最温和的万士和都很明确的说，不主张宽宥姑息，那就杀了就是。

    一定要注意到，两广缙绅弹劾凌云翼嗜杀，请求朝廷宽宥一二，而不是说凌云翼在指鹿为马，混淆是非黑白，凌云翼绝不是办得冤假错案。

    两广缙绅也知道电白林氏和广州伍氏该死，只是请朝廷宽宥。

    朱翊钧做出了最后的决定，大司寇和大宗伯就不用为难了，案子顺利推进到了下一步。

    其实凌云翼面临的局面远比朝廷想象的更加困难，若非矛盾激化到了一定地步，凌云翼一个儒学生，也不是嗜血之辈，他若是不杀人能把事儿办了，不愿意做个老好人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？正因为矛盾激化到了一定地步，凌云翼才要向朝廷请援。

    张居正认为杀不杀都行，杀可以震慑权豪，给凌云翼更多的支持，不杀可以有更多的政治余地，给凌云翼在地方，更多进退的空间。

    张居正主张杀，因为他不想看到两广和西北一样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，凌云翼杀权豪缙绅，就是不跟地方蛇鼠一窝的具体表现，他当国的时候，要保证大明不再出现任何一个藩镇。

    廷议终于结束了，张居正再次开始讲筵，很多书陛下已经可以很顺畅的读明白了，所以教授的速度极快，陛下学的真的很好。

    而朱翊钧在讲筵之后，开始询问漕粮箱的若干问题，而后开始询问钱法，尤其是铜钱，大明要是铸钱赔钱，那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，最后水会枯竭，树会枯萎，这必须要问清楚的。

    张居正听完皇帝询问，抖了抖袖子，找了一本泛黄的奏疏说道：“臣有本代呈。”

    “嘉靖三十四年四月，时任户科给事中的殷正茂，上奏开铜矿鼓铸铜钱，以舒缓朝廷财用大亏，铸息利厚，彼时朝廷东南平倭，西北抗虏，国朝捉襟见肘。”

    “当时核准，但是户部认为投入巨大，不如云南就地铸钱，结果把事情搞砸了，嘉靖四十四年，罢滇铜。”

    铸息是什么？铸息就是铸币税，一两银子换1000个铜钱，而1000个铜钱的所有工本银，在0.625两左右，这就是铸币税。

    殷正茂，提倡大力开采滇铜。

    “又是殷部堂的奏疏吗？”朱翊钧让张宏呈送，认真的看完了殷正茂的奏疏，十分确信的说道：“殷部堂果然有济世之才。”

    殷正茂的意思是将滇铜出滇，在城陵矶、燕子矶、采石矶等地铸钱，长江三大名矶，城陵矶在岳阳，燕子矶在南京，采石矶在马鞍山，都是长江上的良港。

    在长江沿岸铸钱，而后散播到大明内外之地，但是这样投入是十分巨大的，首先就要疏通航路，其次就是要长江良港开建，而且还要整顿沿途的私设关隘等事儿。

    户部图省事，说：城陵矶五方杂聚，于此开铸恐奸诡易兴；云南地僻事简，即山鼓铸为便宜。所以在云南就地铸钱。

    殷正茂在七月上奏，非常不认同户部的做法，认为户部是贪小便宜吃大亏，不把滇铜运出来，钱在云贵淤塞，而终无以为继。

    果然应验，就地铸钱导致滇铜无法出云南，造成了铜钱在云南堆积，钱在云南形成了堰塞，而白银却履行货币职责，银贵铜贱，最终，嘉靖四十四年停止云南铸钱。

    殷正茂说一年只需要投入39万两工本银，可以得钱6.5亿文，朝廷能盈利53万两，户部在云南投入了2万工本银，铸造3300万文，朝廷盈利2万两白银。

    “陛下，臣惶恐，当时户部实在是无奈之举，朝廷亏空空空如也，战事兵祸连绵，哪里能拿得出40万两银子去铸钱，彼时严嵩当国，严嵩党同伐异冤杀夏言，固然奸佞，但是就事论事而言，还是朝廷穷闹出的祸患。”张居正这话又为严嵩开脱的嫌疑，但张居正还是认为，当初户部铸钱，其实还是穷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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